渔阳里2号旧址前，本报记者在采访赵文来老师(左)。
邓恩铭，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他与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
邓恩铭，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他与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
停泊在嘉兴南湖上的红船。
□ 本报记者 王建 卢昱
■ 周末人物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1921年8月初,浙江嘉兴南湖上漂泊着一条游船。在船舱里,王尽美、邓恩铭和来自全国的代表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代表们高呼口号。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97年前,大概也是这个时候,王尽美和邓恩铭从济南秘密南下上海。当时,他们正青春年少,王尽美只有23岁,邓恩铭年仅20岁。他们满怀激情,参与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他们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上海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庄严肃穆,嘉兴南湖烟雨楼前的红船无比神圣。6月中旬,我们沿着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一大”的足迹,探寻他们引领革命的精神密码。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王尽美和邓恩铭还是很年轻的学生,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说:“在那个年代,他们意志坚定,一路求新,追求真理,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
渔阳里2号来信
1921年6月,济南的天气一天天热了起来,大槐树北街增盛东酱菜园后院的五间房子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者王尽美、邓恩铭等人领导下,山东第一个工会性质的组织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在这里成立。
济南的工人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王尽美、邓恩铭收到了上海的来信,寄信的地址是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
我们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沿兴业路向西,约莫10分钟后,在南昌路100弄2号找到了这座老石库门建筑。渔阳里2号建于1912年,两层砖木结构,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Ａ字形门檐。当年,安徽都督柏文蔚在这里居住,人称“柏公馆”。经过近百年的风雨,Ａ字形门檐已不知所踪,曾经气派的“柏公馆”如今是一处普通民居。门前的水泥过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墙脚停放着几辆电动车,上方晾晒着一些衣物,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若不是旁边“《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牌子,很难想到许多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是在这里上演。
71岁的赵文来住在这里。他先递上介绍渔阳里的材料,然后又热情邀请我们进去参观。赵文来介绍说,上世纪50年代,上海成立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下设三个分馆,第一馆是中共一大会址,第三馆是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博文女校,这里是第二馆,后来因故停办,变为民居,他已经住了40多年。
1920年2月19日,正好是除夕,陈独秀经过几天的航行,踏上了上海的码头。他刚刚躲过北洋政府的抓捕,惊魂甫定。要在上海安顿下来,陈独秀要有个住处。正好柏文蔚赴外地上任,房子空着。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有这样一层关系,陈独秀不久后就住进了“柏公馆”,《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了这里。
陈独秀搬来后,原本空荡的渔阳里2号很快热闹起来,进步人士纷至沓来。《新青年》的编辑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是这里的常客。李达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住进了楼上的亭子间,负责编辑《共产党》月刊。4月的一天,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敲响了渔阳里2号的大门。
有人把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比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渔阳里2号是“胚胎”孕育的地方。1920年春,陈独秀和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在渔阳里2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人成立社会共产党,并且起草了党纲；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推选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给各地信仰共产主义者写信,请他们在当地成立党的早期组织,这样,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作用。
1921年6月3日,意大利轮船阿奎利亚号缓缓停靠在了上海码头,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从船上走下来。这个化名为安德莱森的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马林。几乎与马林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了上海。两人碰头后,联手展开工作。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找到了李达和李汉俊。通过他们的介绍,马林了解到,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已有七八个,他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党的全国性组织。
李达和李汉俊立即写信,通知全国各地和旅法、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请他们速速选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并从尼克尔斯基带来的活动经费中为每位前来出席会议的代表提供100元的旅费。
王尽美、邓恩铭收到的这封信正是李达和李汉俊所写。对渔阳里2号的来信,他们并不陌生。1920年8月,陈独秀函约山东省议会议员王乐平在济南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王乐平介绍了王尽美、邓恩铭。第二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
渔阳里2号再次来信,打开信封,看到里面装着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不难想象,两个年轻人是何等心潮澎湃。
最早抵沪的外地代表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陈列着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日记的放大版。这件展品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因为它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启程赴上海的日子。谢觉哉这一天写道:“上海,偕行者润之,赴○○○○○之招。”因为害怕泄密,“共产主义者”用一个个圆圈代替。后来,谢觉哉又回忆起此事:“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找到的表现代表出发到上海开会的文物资料。”谈到这个问题,张玉菡的语气中不无遗憾。
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在筹建,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各地代表启程和抵达上海的时间极少有准确的记录,王尽美和邓恩铭便是如此。
因为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北京代表张国焘第一个到上海。他6月下旬从北京出发,乘火车沿津浦铁路南下,路过济南时停留了一天,与王尽美、邓恩铭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据《王尽美传》一书记载,王尽美、邓恩铭和张国焘是最早抵达上海的外地代表。
“王尽美和邓恩铭如何到的上海,由于缺少材料,没办法说清楚,但根据张国焘的路线和行程,王尽美和邓恩铭选择走津浦铁路的可能性最大。”张玉菡推测说。津浦铁路当时是连接华北和华东的大动脉,王尽美和邓恩铭从济南乘车到浦口,然后渡过长江,再换车到上海,才可能和张国焘一样最早抵达。
王尽美、邓恩铭的这次旅途,没有鲜活的细节,只留下了模糊的轮廓,但从他们迅速的行动中,能体会到两个年轻人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迫切心情。
博文女校里打地铺
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沿黄陂南路北行,走100多米后右转进入太仓路,高楼大厦环绕中,一座青红砖相间的二层小楼映入眼帘。漆黑的大门上挂着太仓路127号的门牌,旁边的墙上悬挂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
1921年夏,这座小楼是博文女校的校址,当时正好放暑假,学校里非常安静。7月下旬,九个临时寓客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们操着南腔北调,风尘仆仆赶到这里。原来,这些人是来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住在这里,王尽美、邓恩铭就在其中。
据包惠僧回忆,代表们住的是二楼靠西的三间前楼。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他和周佛海的房间,靠西的一间光线很暗,毛泽东一人住在里面,王尽美、邓恩铭住在靠西的后面一间。除了毛泽东睡在一张两条长凳架起来的单人板床上,其他人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
楼下,有一个厨子,每天做饭给代表们吃,并负责看门,如果没有熟人介绍,不许闲人到二楼的房间去。
安顿下来后,王尽美、邓恩铭见到了其他代表。湖南代表何叔衡是前清秀才,当时45岁,在所有代表中年龄最大,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留着黑胡子,是位读线装书的老学究。与他同来的毛泽东28岁,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一件布长衫。湖北代表董必武蓄着八字式的胡子,头戴瓜皮帽,给人一种憨厚长者的感觉。同为湖北代表的陈潭秋,身材矮瘦,浓眉大眼,西装领带,洋味十足。广州代表包惠僧长得浓眉大眼,宽鼻厚唇,是个新闻记者,喜爱任性谈笑。北京代表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代表,才19岁,一张娃娃脸上戴副细巧的眼镜,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宣传,俨然是一个革命理论家,被誉为“小马克思”。旅日代表周佛海是个很活跃的青年,他身穿日式单领外套,留着时髦的发型,看上去风流潇洒,像是一个老上海。
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住在各自的住处,两人都是留日学生。李达皮肤白皙,光头锃亮,戴着一副细圆的眼镜,为人秉性直率,学者气味很浓,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眼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李汉俊戴着细巧的眼镜,身着白色长衫,喜怒不形于色,透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他精通日、英、德、法四种语言,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是党内少有的理论家。负责大会筹备的张国焘国字方脸,浓眉大眼,王尽美、邓恩铭早与他相识。张国焘在外面租了房子,不常住在博文女校。另一名广州代表陈公博留着分头,眉清目秀,西装革履,他带着新婚妻子来上海参会,住进了南京东路的大东旅社。
两个活泼的青年
1921年7月23日晚,王尽美、邓恩铭走进望志路上李汉俊的家。13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围坐在餐厅的大餐桌周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拉开了序幕。
黄陂南路和兴业路路口,五座石库门房屋一字排开,房子外墙青红砖交错,黑色大门上方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当年,五座房子的门牌号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其中106号和108号是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97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06号的餐厅里秘密召开。
“‘一大’在李汉俊家召开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集合的结果。”张玉菡介绍说,李汉俊兄弟原来住在三益里17号,全家十几口人租住在一座三上三下的大房子里,后来家里有亲人去世,李书城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回了湖北老家,家里人口一下子少了很多,两兄弟把家搬到了望志路106、108号。
1914年,上海法租界大规模扩张,将这里纳入其中。到1921年的时候,这片区域的开发刚刚起步,李汉俊兄弟租住的106、108号是在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好的。这里距离上海的繁华地带不远,同时又显得偏僻安静。两兄弟把两幢房子从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走108号后门,餐厅设在106号。
106号餐厅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最后一个展厅,里面按照“一大”召开时的样子布置: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占据了中央的位置,四周围绕着一圈圆凳,桌子放着一个花瓶和一些茶具,东、西墙边上各有一张茶几和两把椅子。
大会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纪录。会上,马林作了发言,他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滔滔不绝,给人以极大的震撼。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学说有精深的理解,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7月24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接下来的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和董必武起草供大会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召开第三、四、五次会议,连续三天讨论党的纲领和决议,代表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
王尽美、邓恩铭认真听取其他代表的发言,热烈参加大会讨论,给一大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6、7月间,陈潭秋回忆起“一大”的情景,在谈到王尽美和邓恩铭时,他说:“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的工作侵蚀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监中。”
赴沪途中泛舟大明湖,张国焘就对王尽美、邓恩铭的虚心好学印象极深,“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详地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王尽美和邓恩铭。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中,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在接见山东代表马保三等人时,想到了和他一起出席“一大”的王尽美,感慨地说:“革命胜利了,可不能忘记老同志啊!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遗物。”毛泽东还生动地回忆了王尽美的相貌,“王尽美耳朵大,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大伙都亲切地称他‘王大耳’。”
红船高呼“共产党万岁”
7月30日晚,大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危险悄然而至。
会议开始后不久,会场中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身着长衫,张目四看,后又借口找错了地方匆匆离去。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判断,此人是密探,他立刻让代表们离开会场。
代表们离开不到15分钟,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就呼啸而至。侦探扑进会场展开搜查,但并没有搜到什么证据。接着,他们开始审问留在房间里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小心周旋,才化解了这次危机。
李汉俊家已经暴露,会议不能在这里继续进行。大部分代表聚集到渔阳里2号,商讨继续开会的地点。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进行。
王会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熟悉南湖的情况。她列举出在南湖开会的好处:环境优美,游人不多,不易引起注意,而且离上海不远。代表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很快采纳了王会悟的建议。
今天,从上海乘高铁,不到半小时就可到达嘉兴。当年,代表们乘坐沪杭铁路的快车,要花三个小时。
夏日的南湖,风景秀丽,游人如织。游船在波光粼粼的水面航行,不一会就抵达了湖心岛。岛上的烟雨楼始建于五代时期,名字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登楼远望,整个南湖的美景尽收眼底。
烟雨楼前,一条画舫静卧水面,供人瞻仰。97年前,这样一条画舫在南湖上劈波前行,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画舫的船舱里,王尽美、邓恩铭和其他代表参与到热烈的讨论中。代表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王尽美、邓恩铭与其他代表高呼口号。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南湖上的这条画舫从此获得了一个永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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